其實柳（傳志）和王（石）兩個人都屬于政治情結比較濃烈的人。特別是老柳，他是四幾年出生的，經歷過整個文革與改革開放，政治意識其實是很強的，我不認為老柳是一個想要逃避政治話題的人。剛剛結束的博鰲論壇上面，他對幾個比較敏感的話題都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，比如說他對中國企業(yè)走出去到底需要什么支持提了幾個明確的觀點，對混合所有制里民營企業(yè)在董事會層面應該有發(fā)言權也表明了自己的態(tài)度。

其實去年的這個討論，對老柳來講是被強加上去的。一些極右翼的人想要表達自己更極端的立場，就拿他來當靶子。老柳也好，王石也好，真正的企業(yè)家沒有和政治撕裂的決心。

CE：推動中國社會政治進步的主要力量會不會是企業(yè)家階層？

吳曉波：我是精英主義的擁躉者，我認為總的還是靠社會精英。社會精英應該來自于幾個部分：首先還是知識分子，再接著是企業(yè)家階層，這兩個就是所謂的在野階層，第三個還是來自于政府內部。只有精英階層在某個時刻就某個問題達成共識，我們才能完成一些漸進式的改革，否則這個社會就會被撕裂。

CE：《激蕩三十年》被認為是一本呼吁繼續(xù)改革的書，這本書出版以后，你收到的最意外的反響是什么？

吳曉波：有兩個情況是比較意外的：一是年輕人對這書也感興趣。親歷過30年改革的人愿意讀這本書我能理解，但是這些年還在印，每年還有8萬、10萬的印量，現在購買的人群很多都是80后、90后，說明年輕人對中國這段改革歷史還是有很大興趣。二是政府官員也能接受這本書。前段時間中直機關評選黨員干部最喜歡的十本書，我這本排在第二名。最近中紀委推薦了57本書，它是其中一本。所以，至少我覺得官員對這段改革還是挺留戀、挺自豪的。

你跟柳傳志、王石、張瑞敏、南存輝這些創(chuàng)業(yè)30年的第一代企業(yè)家都比較熟悉，在你看來，他們在商業(yè)領域面臨的挑戰(zhàn)是什么？他們還能在新的商業(yè)環(huán)境中繼續(xù)引領潮流嗎？

吳曉波：第一代人從商業(yè)領域來講是已經結束的一代，我不知道他們自己有沒有意識到，因為整個商業(yè)模式的演變已經完全超出了他們的經驗值，而且中國現在主要的消費人群、創(chuàng)業(yè)人群是以80后為主，這些40后、50后要來理解80后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。在商業(yè)實操層面，我認為他們都應該離開前臺了，他們的經驗值應該在兩個方面呈現出來：一是在資本層面，二是在公共領域里面。他們有一定權威，他們的閱歷使他們沉淀下來很多東西，但是在實操層面他們一定會讓位給雷軍、馬化騰這些人。